仔细分析「能力」的内涵，其实包含了三大部分，「专业知识」固然是其中之一，但除此之外，还包括执行、处理事物的方法与经验（即「执行能力」）；以及学习、反省检讨的能力（即「学习能力」）。这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成事，并且不断提升精进的基本条件。

　　「执行能力」牵涉的层面相当广泛且细腻。首先，要能掌握不同事物间的轻重缓急，要懂得阶段性、循序渐进推展的道理；执行事物时，必然会产生与其它人沟通协调的需要，因此沟通技巧与方法不可或缺；事物的推展不可能靠一个人就能完成，必须懂得倡导的技巧与方法，并且知道如何把一群人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将一件事物「做出来」；由于执行事物必然牵涉到「人」，所以对于人的行为模式与心理特质的认知也很重要…等等。诸如上述种种，都属于「执行能力」的范畴。

　　至于「学习能力」，则是专业知识、执行能力两方面能否精进的关键所在，可谓个人能力的基础源头。学习能力除了包含态度上是否有心要学，以及是否懂得正确学习方法之外，一般人很容易忽略的一点是，持续地自我反省检讨也是个人学习能力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不能时时自我反省检讨，学习的成效便大打折扣。

　　个人能力的成长，必须上述三方面均衡发展，不可偏废。有些人专业知识非常丰富专精，谈起事来头头是道，但到了实际执行时，得到的结果却是奇差无比。事实上，只有专业知识而缺乏执行能力，并不足以成事，所有谈论的事物即使再理想，也都只是空中楼阁。没办法执行落实以得到最后结果的话，丝毫没有价值可言。

　　反过来说，如果执行能力很强，但是缺乏专业知识的话，则因为无法正确地分辨、判断事物，而很容易导致把事物执行到错误的方向去。虽然最后还是把事情做出来了，但是却没有把事情做「对」，这种情况同样无法产生好的结果。

　　专业知识、执行能力、学习能力是能力的三大部分，一个人必须这三者兼具才可以称得上是「有能力」。学习能力是个人能力的基础；具有专业知识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判断，避免走错方向；而执行能力强，才能让事物产生结果与价值来。一个人也唯有三者同时注重、均衡发展，其能力才可真正地提升。

作者：杜书伍　(联强国际集团总裁兼执行长)

　　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压力可说无所不在。刚换一个新的工作，对新的环境与工作内容不熟悉而感受到压力；学生考试前，因为无法预知会遇到何种形式的考题，即使准备再充分还是多少会感受到压力；有些人第一次出国，会担心赶不上飞机而提早许多时间到机场等候，这也是压力。另一方面，业绩目标无法达成、担心实力不如对手、家人有问题无法解决、经济状况不佳等等，免不了也会产生压力。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压力，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就是当一个人碰到一件事而感觉到「我不会」、「我不熟悉」或是「我不确定」时，就会感受到压力。

　　既然压力的来源是本身对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是对于目标的达成感到力有未逮所致，那么，纾解压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便是去了解、掌握状况，并且设法提升本身的能力。一旦「会了」、「熟了」、「清楚了」，压力自然就会减低、消除，可见压力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逃避之所以不能纾解压力，则是因为本身的能力并未提升，使得既有的压力依旧存在，强度也未减弱。

　　由此观之，压力也可视为一种侦测器，用以测试一个人的能力。同样一件事情，对不同的人产生的压力大小也不同，能力较强者，感受到的压力便较弱。一个人能够负荷的压力强度，也因此反映出他的能力高低或对事物的熟悉度。压力的存在，代表欲达到的标准高于实际情况，而压力的消除，代表能力较先前提升。

　　反过来说，一个人一旦感受不到压力的存在，不但并不可喜，反而要特别小心。因为这表示在能力提升与个人成长上，少了一股相当重要的动力来源，这样的环境虽然安逸，但是却无助于成长。就此而言，压力的存在有其正面意义，人不应该害怕、排斥压力。

　　从组织的角度来看，既然个人感受到的压力强度与能力、熟悉度有关，那么，在工作场合当中产生的压力就不至于真的把一个人压垮。即使压力大到个人无法承受，也还有能力较强的主管可提供协助，此压力对他而言相对较轻。如此拾级而上，倘若到了总经理、董事长处仍无法解决，便只能克服多少困难算多少。事实上，压力的产生与纾解并非全有与全无，而是渐进式地增加或减轻。在寻找解决方法的同时，个人的能力也随之提升，相对地，压力便减轻了，这代表一种改善与进步。了解压力的本质之后，在面临压力时，就不致慌了方寸、乱了手脚，也只有想不开的人才会被压力压垮。

　　个人纾解压力的方法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在心里层面上，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压力，如前文所述，压力的存在是正常现象，并非一种负面的状况，而且生活、工作之中，压力无所不在。对于一个积极进取的人而言，面对压力时可以自问，「如果没做成又如何？」这样的想法并非找借口，而是一种有效纾解压力的方式。但如果本身个性较容易趋向于逃避，则应该要求自己以较积极的态度面对压力，告诉自己，适度的压力能够帮助自我成长。另一方面，也要随时切记，压力过大时要寻求主管的协助，不要意图一个人就把所有压力承担下来。

　　主管则除了要了解压力的成因，藉以帮助员工调适之外，同时也应该了解个别员工的性格，以及压力同时也兼具帮助个人成长的作用。遇到员工前来寻求支持时，能够适度地拿捏协助员工的方式与程度，藉以避免部分较消极的员工养成只要一遇到压力，便将之转移给主管解决的习惯。

　　年轻的员工由于工作、社会阅历较浅，因此更加容易产生压力，此时应该积极地练习如何克服压力，在此过程中，也加速了个人能力的成长，胜任既有的工作职掌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职位上的提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时候也可以适时地给予自己适当的压力，来帮助自己成长。此时必须切记的是，帮助成长才是真正的目的，以避免自己一味地设定过于高远的目标，陷入过大的压力而得到反效果。

　　联强也有两项重要的制度有助于个人的压力管理，即月报制度与自我成长衡量。透过月报的过程，让员工学习整理分析的方法，培养规划分析的能力，并藉此从工作中寻找可改善之处，以提升其专业程度。只要能力不断提升，既有的压力便会不断减轻。尽管还是会有新的压力产生，但因为员工的能力不断提升的情形，新的压力同样可以被逐步减轻。

　　至于自我成长衡量，则是让员工定期地比较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感知到过去曾经带来压力的事情，如今已经可以应付自如了，而从中感受到成长的收获与喜悦。

作者：杜书伍(联强国际集团总裁兼执行长)

然而，股市有飙涨的时候，也有崩盘的时候，在股市崩盘时落寞的人，经常就是先前股市飙涨时最风光的同一族群；当网络梦碎、泡沫破灭之后，原先人人想要沾上边的网络事业，如今大多数人又避之唯恐不及，在这一起一落的过程中，真正累积了财富的又有几个人？台语有句俗话说，「人两脚，钱四脚」，四只脚跑得比两只脚快，两只脚的人自然追不到四只脚的钱！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既然钱跑得比人快，人追钱很难，但钱追人岂不是容易得多？只是，该如何让钱来追人呢？答案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人要有能力。人如果真正具有能力，钱就会主动追上来！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同一家公司里头，有些人工作特别努力，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心力比别人多，经验、能力便增长得比别人快，于是获得主管拔擢升迁的机会也比其它人多，薪水自然也跟着提高。我们也常看到，有些能力非常好的人，会有别的公司主动以非常高的薪水想要来挖角，主动聘请他去任职。这些情形，不就好像是钱自动来追人吗？因此，让钱主动来追人的方法，便是努力不懈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许多年轻人不断地转换工作，除了心性未定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是想要求取更高的薪水收入；在知识经济时代，更不时有人鼓吹，知识装在人的脑子里而可以带得走，因此最少要三、五年就换一次工作，如此可以加速提高自己的身价。但是，如果缺乏真正的能力，就算一时获得很高的职位与薪水，难道真的可以持续很久吗？近来全球各地的企业裁员浪潮中，高位、高薪但贡献度低的人，往往是被裁员的第一顺位。然而，一个能力好的人，就算不幸遇到公司裁员、倒闭而暂时失业，但因为有能力，势必比较容易获得新的工作，在另一家公司当中取代一个能力较差的人。

每个人每天所拥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把很多时间都耗费在金钱的追逐上，则投注在提升自我经验、能力方面的时间也就相对少，自然能力提升的速度就比别人慢，到头来钱也没追到，能力也比别人差，那真是「财能两失」！因此，人反而应该把时间、心力投注在提升自我的能力，随着能力不断增长，拥有财富往往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

「人两脚，钱四脚」，人追钱很难，但人的能力提升了，钱要追人却很容易。一个人想要有钱，想要拥有长久的财富，只有把时间投注在不断提升能力，不断强化自己的实力，如此一来，不但从中可以获得自我满足与成就感，而且财富也会随之而来。

作者：杜书伍 (联强国际集团总裁兼执行长) 

一、单面向V.S.多面向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于周遭事物的考虑，最先大多只能专注于一件事物，然后逐渐进展到能够同时兼顾多种事物。大部分人都曾看过这样的现象，一个小孩子在餐桌上伸手要夹较远处的菜时，经常会不经意地碰翻了靠近自己身前的杯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小孩子想要伸手穿过杯子去夹菜时，脑海中便只专注于要去夹的这盘菜，而无视于杯子的存在，因此很容易就把杯子碰翻了。随着年龄渐长，小孩逐渐学会同时注意到二件、三件不同的事物之后，这种现象发生的机会也跟着降低。

　　在工作能力的培养上，也常见类似的情况。有些人总是习惯于单点思考，在考虑一件事物时，往往只能注意到其中的一个单点，而无法同时顾及周遭相关的事物，使得思考、决断的质量相当低落，挂一漏万。而一个成熟、有火候的人，则会把各种相关的事物一起纳进来做整体的考虑，例如，思考这件事情如果这样做，其它相关的事物会产生什么连带的变化；或是如果在另一个部分做出哪些配合，可以是整体效果更好等等，如此同时考虑多重不同面向，所做出来判断决策的质量也会较佳。如果一个人能同时兼顾到更多相关的面向，则我们可以说这个人越成熟、火候越深。

二、有形V.S.无形

　　人在判断外界事物的价值时，只有先意识到事物的存在，才有可能进一步体认到它的价值。有些事物是有形的，只要看到、听到，就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无形的事物却看不到、听不到，只能靠着「想象」来感知它的存在。一个人如果只能用眼睛、耳朵来意识事物的存在，而无法用想象、体会的方式来感知事物，便无法体认到无形事物所具有的价值。然而，无形事物所能产生的价值，却永远大于有形的事物，因此，一个人从只能看到有形价值，进一步到能够体认无形价值的存在，便反映出这个人的成熟度与火候。

　　举个例子来说，一般人就业时，所获得的薪资是有形的，工作的学习成长环境却是无形的，而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能带给个人能力更大的成长，与更好的发挥，个人得到的成就也因此更高，所以其价值远高于有形的薪资。但许多人在选择工作时，却看不到这些无形的价值，于是往往只单凭眼前薪资的些微差距就做出决定；越是成熟的人，则越能够认知到学习环境的重要性，而会选择好的环境以谋求更大的无形价值。

三、短期V.S.长期

　　耕耘与收获之间，通常会牵涉到时间长短的问题。有些事物在投入之后，很快就能得到回收，不过，其效益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暂，效益反映结束之后，必须再次投入，才能再产生效益。另外也有一些事物是需要长期的耕耘，而且在短期内不见得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但是，其效益却是源远流长地延续发酵，且时间越久，产生效益的放大倍数越大，所能得到的整体成效也会因此百倍于短期效益。

　　但投入之后可以马上回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件相当诱人的事情，许多人都会被此吸引，因此在思考与决策上便容易倾向于注重眼前立即的效益，却未能重视、或没有耐性从事长期的耕耘，形成所谓的「短视」。而一个成熟的人，则能够忍受短期效益不明显的现象，而选择长期耕耘，追求长远的效益，我们说一个人「有远见」，意思便在于此。因此，我们从一个人对于事物的判断与决策上，是偏向于只求短期效益，或是懂得追求长期效益，便可以衡量出这个人的成熟度如何。

四、相对V.S.绝对

　　世界上所有事物几乎可以说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比方说，好与坏便是相对比较之下所得到的结果，当我们说一件事物是「好的」，指的是「与另一事物比较之后，相对的好」，而非「绝对的好」。换句话说，好与坏之间，并非100分与０分的截然二分。「好」有可能70分的好，也可能是90分的好；「坏」则可能是59分的坏，或20分的坏。

　　但一个不成熟的人，会习惯于用绝对性的角度来判断事物，只有「好」与「坏」的绝对二分法。在这种情形下，由于缺乏相对比较的判别标准，因此无法分辨出真正的好与坏，也不知道好有多好？坏有多坏？而一个成熟的人，对于事物则懂得用相对的逻辑来看待，而拥有较精准的判断力。

　　综合上述四个指标，当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成熟度时，可以从他的行事作风来观察其思考、决断一件事物时，是否能经常兼顾到多个面向、是否能看到无形的价值、是否注重长远的效益，以及对事物的判断是否能用相对的逻辑，藉此来衡量。因此，一个人的成熟度够不够、火候深不深，就看他对于上述事物养成多深的认知，以及多牢固的习惯。

作者：杜书伍　(联强国际集团总裁兼执行长)

作者:斩魔刀

　　从西藏骚乱到奥运圣火受辱短短一个多月，藏独反华的拙劣表演，西方媒体的偏袒与傲慢，强烈冲击着国人的心灵感受，由疑惑变为震惊，由反感变为 愤怒，也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公正”媒体的好感。在整个中华民族群情汹涌之中，一向自诩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智囊的“精英”阶层，却多少显得手 足无措，思维混乱，偶有反思的声音也被淹没在芸芸草根民众的呐喊之中。于是乎，一串串的疑问抛向他们：是爱国还是媚外？是理性还是无性？
　　
诚然，中国“精英”阶层深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一向以求得西方文化的认可而沾沾自喜，但并不能因此说他们不爱国，众多留学生和海外华人此次的亮丽 表现就是很好的例证。此次西方列强和媒体的集体发难，对于“精英”阶层心中的价值体系的震撼巨大，令其感觉无奈失落和迷茫，但又无法替代得了西方价值观在 内心的地位。于是不断在其他社会层面来寻求分析和解释这种现象，例如文明的冲突、利益的争夺、心态的不平衡、种族和文化的差异等等,试图自我解画。但这些 都是矛盾的不同的表象，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讨论的话题有点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剪不断理还乱，自然也找不到症结所在。

　   面对民众的抵制行动，“精英”们不屑其冲动，但又找不到更好的应对方法，惟有谆谆教导民众要理性，要有“普世价值观”和“大国心态”，似乎有了 这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切问题随时间流逝便可迎刃而解。可极其讽刺的是, 西方国家和媒体身为这些观念的鼻祖，对待中国人却将这些“普世价值观”和“大 国心态”彻底抛弃了，而我们的“精英”仍情有独钟,执迷不悔。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春秋时那位痴想以“仁义”之旗追求霸主之业的宋襄公，面对无信的虎狼之师，迂腐地坚守“仁义”之礼，结果大败而回，受伤后却不忘 要顾及所谓君侯仪态。与这位可笑的宋襄公一样，“精英”们的信仰尽管美好高尚，但却已被摆上了神坛而变成僵化的信条，不分时间与场合都要拿出来用用。

　　自然万物，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这本是自然界的法则，人类社会自始就矛盾冲突不断，竞争和斗争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这点也可以从竞技体育这个和平时期的战争中看出，和平友谊的奥运精神固然美好，但赛场上争先夺胜却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同样是竞技体育的规律。

　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多种多样，宗教、种族、文化、利益等都可构成诱因，这无法回避也无法根除，一个矛盾爆发点消除，了，另一个矛盾爆发点又会 出现。“精英”们幻想着拥抱西方价值观，全面西化，便可消除双方之间的鸿沟，取得西方的认同,这种天下大同的乌托邦梦想只会被现实无情地粉碎，战前的日本 和现代的俄罗斯便是很好的反证。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此为“精英”们所犯的“天真”病。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斗争和冲突的残酷性降低，但阴险狡诈、厚颜无耻的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精英”们若以为怀 抱着普世价值观，便可获得对方同样的反馈，便可以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只能象宋襄公一样，落得个可笑而可悲的下场。事实上，此次与西方强势媒体的舆论战 中，若不是海外华人及留学生机智和手段丰富的反击，中国只怕已被逼入墙角，成为有理说不清的冤大头。---此为“精英”们所犯的“幼稚”病。

　　“精英”们还喜欢谈大国心态，一厢情愿地期待发展中国的国力便可摆脱被人歧视和无理挑剔指责的困境。固然在冲突中实力是个至关重要的因 素，但以力服人，只能暂时压制矛盾，治标不治本。一旦某个点爆发引发“蝴蝶效应”，便会一发不可收拾，墙倒众人推，虎落平阳被犬欺。因此，现代中国虽已强 大了许多，却仍成为列强攻击的靶子和最佳的替罪羔羊，即使成为超级强国，也恐难抑制世人挑战强权成为英雄的欲望。要想成为大国，首先得先学会大国的手段而 不是相反，没有大国的谋略和手段，所谓大国尊严和大国心态都是奢谈---此为“精英”们所犯的“臆想”症。 '

　　如果“精英”们担心民众的素质，甚于维护民主的权利；如果他们关心外人乃至对手的感受，甚于民众表达愤怒的权利；如果他们顾忌授人以柄，甚于 被人任意抹黑；如果他们期盼西方民众的理解, 甚于表达自己的理据；如果他们害怕影响理智的形象，甚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恐怕连地下的宋襄公有知，也都会笑 出声来的。

　　目前的情势需要“精英”们做的是思索更丰富、更有效的舆论手段和策略，而不是挑剔民众的简单盲目；是夺取 到国际话语权，而不是长篇大论来说服所有人；是攻击其荒谬无耻，而不是忙于自我辩白和反思；是集中资源击其薄弱，而不是四处出击。

　　现实的世界是复杂的，既充满了合作又充满了竞争，在合作中讲求仁义和道德，在竞争中讲求手段与谋略。邯郸学步的中国“精英”们，看来还得重新认识和适应这个世界。

　　“5月8日—24日，正好是北京奥运会的前三个月，所有人都不要去家乐福购物，理由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捐巨资给达赖，支持‘藏独’。那我们现在就来抵制一下家乐福，为期与北京奥运会同长，前后17天。让他们看看中国人和中国网络的力量。请转发给你所有的手机、QQ等的联络人，并且让他们的家人一起参与，让家乐福门可罗雀17天。”

　　这条短信通过手机、QQ、BBS等渠道迅速传播。短短3天之间，呼吁“五一期间不要光顾家乐福”、“抵制法国货”的帖子也遍布网络，跟帖者甚众。

　　号召“抵制”者的理由，除了短信中所说的之外，还因为他们认为法国部分人士支持“藏独”分裂分子，宣称抵制北京奥运，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遭到“藏独”分子严重骚扰。

　　连日来，北京、青岛、昆明、福州等地的部分家乐福门店前，陆续有人拉起“抵制家乐福”的横幅标语，聚集了少量人群。

　　针对风波，16日，家乐福中国区发表声明，否认“家乐福支持‘藏独’”的说法，称这些传闻“完全是无中生有和没有任何依据的”，并表示“家乐福集团始终积极支持北京2008年奥运会”。

　　但声明发出后，风波迄今尚未见有平息的迹象。为此，于剑他们准备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就此次的事件与中国的媒体沟通。

　　焦头烂额的公共事务总监

　　“大家的爱国热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把情绪发到家乐福身上，把对象搞错了，因为家乐福一向以来支持北京奥运的，从来没有支持过达赖集团，”于剑对本报记者说。

　　“短信所说的是大股东捐钱给达赖集团，但股东只是买了家乐福的股票，公众谁都可以买家乐福的股票的。”于剑认为，这不是家乐福的错。

　　他介绍说，家乐福在中国的员工99%是中国人，在中国卖的商品，有95%以上是中国制造。抵制家乐福的后果，不仅是损害家乐福，同时会损害中国员工与中国供应商的利益。

　　“家乐福的商品卖不出去，最受伤的会是中国的供应商。”于剑说，家乐福在中国大多是合资公司，比如在上海，联华超市(0980.HK)就占有45%的股权，中国公司也能从家乐福分红。“大家不能因为抵制，最终害了中国人自己。”

　　负责政府关系与媒体关系的于剑几天来都在为这一事件四方奔走，通过各种渠道为家乐福辩护和澄清。而与此同时，上海各个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已经纷纷把“红心”符号挂到MSN签名里，继续传递和讨论着“抵制家乐福”的信息。

　　“我们可以去别的超市买东西，”上海一家广告公司的罗小姐说，“而且也关照家里的老人不要去。”

　　“我已经有10天不去家乐福了，今后一段时间也不去。”上海的陈小姐说，中国的供应商可以把商品放到家乐福里卖，同样也会放在世纪联华这些本土大卖场里销售，消费者不管从哪家超市买东西，都是中国供应商的，不去家乐福并不会影响中国商品的销售。

　　“虽然家乐福说他本身没有捐钱给达赖集团，但是家乐福在中国赚了钱之后，还是会给股东分红。大股东拿了家乐福分红的钱捐给达赖，这个利益链条太明显了。”上海的鲍先生在办公室里这样说服身边的同事继续“抵制”。

　　15日上午10点，30多名青年在昆明南屏步行街家乐福超市门前，拉开一条长20米的横幅，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支持奥运，反对藏独，抵制法货，抵制家乐福。”组织者和部分市民纷纷在横幅上签名表示支持。

　　当然也有不支持抵制的人，包括央视知名主持人白岩松。

　　“5月1日我肯定不去家乐福，然而却不是因为抵制，而是要去三亚为圣火到来做准备。”白岩松在网上发表的文章里说，家乐福里的职工大多是中国人，“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等于太给别人面子”，不如“用我们的平静与大气，给他们(指捣乱圣火传递的人)一个进入历史的机会吧！”

　　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第一零售网总编丁利国对本报记者说：“我觉得不应该把此事政治化，在加拿大过去几年也有人号召要抵制中国制造，但响应的人并不多，消费者不赞成，零售商也不赞成，因为它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现在大多数吃的用的都是中国制造的，抵制了，生活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

　　丁利国说，据他了解，家乐福并不是一家很政治化的公司，它也很当地化，抵制它最多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不是一种妥当的表达感情的办法。“家乐福中国从员工到管理层，到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中国货。”

　　与商务部的紧急沟通

　　连日来，“抵制”事件不仅引起了家乐福中国区高层的高度关注，“家乐福全球高层也非常重视。”

　　据于剑介绍，家乐福总部高层这两天已经迅速和中国商务部等政府主管部门进行了沟通，并要求中国区积极做好在华各分店的内部管理工作，特别是要求员工“要保持高度克制”，不要与可能出现的抗议群众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家乐福中国区16日还向国内媒体发出了相应的《声明》。声明称，“家乐福集团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做任何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有关家乐福集团支持个别非法政治组织的传闻完全是无中生有和没有任何依据的。”

　　可是，就在家乐福忙着四处救火的时候，短信仍然在火上浇油。

　　16日，一条有关家乐福应对措施的短消息，援引所谓“在家乐福上班的朋友”的话说，家乐福的应对措施是“在五一搞全国大促销，只要价格低过一成，肯定人满为患”。在舆情鼎沸之际，这则短信的刺激力可想而知。

　　“这条信息我也收到了，家乐福的管理层不可能说这种话，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于剑口气激动地对本报记者特别澄清，“这又是有人在恶搞！”

　　“这是家乐福的一场危机，我们不会去用降价促销这样的方式去应对这样的危机，降价促销方式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于剑说，我们主要还是与政府部门与公众媒体保持良好的沟通，消除误会。同时加强内部管理，为消费者做好服务。

　　此外，于剑他们还在策划这几天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专门就此事件与中国的媒体沟通。

　　家乐福的大股东

　　“目前法国路易威登-莫特轩尼诗集团已经由(家乐福的)第二大股东上升为第一大股东……路易威登曾经给达赖捐过不少钱……”这是在网上广泛传播的“抵制”帖子的内容。

　　有关路易威登捐款的说法迄今未得到证实。根据公开资料，家乐福的大股东原本是哈雷家族，目前哈雷家族拥有该公司20%的投票权，总股份为13%。但这些股份分布在多个家族成员手中，前不久哈雷家族通过取消一份家族合同放弃了第一大股东地位。

　　于是，家乐福原第二大股东Blue Capital成为家乐福第一大股东，Blue Capital拥有家乐福10.7%的股份以及两个董事会席位。而Blue Capital是由法国投资者Bernard Arnault与私募股权公司Colony Capital共同创办的。Bernard Arnault就是法国首富，亦即路易威登-莫特轩尼诗集团的当家人。

　　号召抵制家乐福的网友认为，家乐福在中国每赚100元，占有10.7%股份的Bernard Arnault就可以分到10元，不能让他拿中国赚回去的钱去支持达赖集团。(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诸如“公正、自由、平等”这样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在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之时，总是会发生习惯性的扭曲。

　　作为一个大陆人，还对早年的“偷听敌台”有些印象，但现在中国开放了，人们可以比较自由的来往与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观点也同样通过文化的传播，在中国人的生活氛围中流传。

　　但，一个令人愤慨的事实时，西方人对中国人带着习惯性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于一些正常智力可以理解的事情，西方的媒体也先天的按照自己的利益去扭曲着事实。

　　比如耸人听闻的“点天灯”、“活剥人皮”、“肢解”与暴乱。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美国人，处于自己的战略考虑，而非理性和先天的“善”去解读这样的事实。

　　有关这种对于事实的扭曲的形成原因。美国人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基辛格，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看法都已难以影响到今日的美国高层。美国的堕落，正如某位喜欢嫖娼的“正人君子”州长那样，暴露于阳光之下，虽然人人得见，但是却不能向上帝解释，为什么美国精英一代再无道德的自律。

　　是因为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吗？各种各样的文化在交汇的过程中，会发生这种混同。美国不再是上帝的美国，美国正在期待它的黑人或者女人总统。

　　并无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只是一些比较客观的事实，美国需要罗斯福，美国需要里根。或者只有对中国人民充满善意的施瓦辛格才是美国正确的选择。但是美国人说，奥地利人不能做美国总统！

　　这就是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现代世界典范”的国家，他们的偏见使得他们对于中国的现状如此主观，如此缺乏对于基本客观事实的认识。一些正在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蛮荒和野蛮，一些愚昧和人性中的丑恶正在世界屋脊发生。可是美国人说，切割中国复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人说，如果中国拒绝放缓自己发展的速度，那么美国将人为处理这个“麻烦”。

　　美国人说：他们军队的使命就是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即美国的霸权！

　　回想当年苏联的年代，苏联人对于内部的镇压却从来没有让美国有染指该国本土的机会。这不是因为美国人缺乏正义感，而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

　　中国不是苏联，中国也没有毁灭美国的能力，因此美国的航母可以游曳在中国海岸线附近。这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中国像一个被圈禁的农民，始终被困在祖辈留下的土地之上。即使是“祖产”，也不免强者的贪心。

　　中国人相信自尊，但是这种自尊在美国人面前一无是处、微不足道。

　　记得曾经有机会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采访，在该会工作的中国人像驱赶畜生一样对笔者不善。我想如果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就是因为中国人之中，有一些崇洋媚外的“自己人”寡廉鲜耻！

　　有了这样的实际经历，自然也就不难想象，西方媒体发自内心的鄙视与漠视了。

如果用PDP四种动物来分析朱骏的性格，他属于典型的孔雀型（说服力）和老虎特质（魄力）偏高、考拉特质（耐心）和猫头鹰特质（精确）偏低的类型。同时他属于决策思维偏感性、自信心非常高和抗压能力极高的类型，这种性格使得他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家，但也蕴藏了潜在的风险。

一提到孔雀，人们立即联想到孔雀开屏。孔雀特质是一种开放式的性格，孔雀开屏就是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用愿景去吸引合作伙伴和凝聚部属。孔雀型的人想走上成功之路，通常要发挥社交、激励、品牌塑造与愿景宣传方面的优势。孔雀型的人天生爱说，他们饱含着热情与激情，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当别人在说话时，孔雀型的人则是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孔雀型的人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的骨子里有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他们在作决定之前，很容易想到成功的 好处但很难细想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孔雀型的人最基本的人生追求是快乐与愉悦，只要让他们开心，什么都好说，他们最大的人生需求是名望与被认可，他们 是浪漫主义者，不会把金钱看得至高无上，所以他们很容易做到“散财聚人”。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孔雀开屏只是向别人展现自己美丽的一面，绝对不把屁股暴露在别人面前，也就是说他们把面子看得极重，不喜欢公开的批评，当遭受到公开批评或被团队孤立时，他们的情绪就会控制理智，表现出极强的情绪化特征。孔雀型的人天生活泼，在事业中容易陷入多样化的陷阱之中，如果他们能学会聚焦，就意味着真正的成熟。

朱骏真正投身网游行业，是在1998年创立“Gamenow.com”，后来改名 为“第九城市”。公司的经营并非一帆风顺，2001年遭遇到寒冬，有一段时间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朱骏的孔雀特质起作用了，他采取了给高管股份的方式， 同时展示出公司未来的愿景与蓝图，在寒冬时节凝聚了最后的89人。朱骏喜欢足球，因为足球给他带来快乐，更因为足球能让他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是孔雀“好表现”的基本风格，所以，质疑他的人倒也不必怀疑他对足球的真心热爱。

朱骏的高老虎特质使得他具有较明显的掌控欲，有勇气、有魄力去从事开拓性的工作；低考拉特质使得他缺乏耐心，做事情追求新鲜感，这种特质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就是创新意识强，行动力快，在管理中如修炼不够，难免欲速则不达，这一点在他的足球生涯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想玩足球，但没有耐心培养一支好的球队，于是便一再采取了购买的手法；朱骏的猫头鹰特质显然很低，这使得他敢于冒险，大局观强，但在品质与管理流程的规范化方面存在风险，如果未来朱骏的网游和足球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丝毫不必奇怪。

足球是让朱骏最快乐的事，也是他最烦恼的事。2003年，朱骏开始玩足球，至2007年年初，他甚至入主上海申花队，在足球天地里享受着无穷的快乐与烦恼。朱骏在足球中的快乐，是参与和成为焦点的快乐。从乙级队的九城开始，他就参加球员的训练课，然后他手里的球队级别逐渐提升，陪他踢球的球员档次也逐渐提升为中超球员。现在，他的梦想已经不是在训练场上，而是出现在正式的比赛中。

朱骏在九城的管理不得而知，但申花是一个公众瞩目的俱乐部，他的低猫头鹰特质所决定的管理不 规范就暴露在公众面前了。据媒体报道，在申花，朱骏既是董事长，又自行行使主教练的排兵布阵权，而且随意解释规定，不按时发放队员工资与奖金。有时候，朱 骏亲自上训练场踢球，当场上“给老板传球”的声音盖过队内对抗的技战术时，任何教练都只能苦笑。这一切弄得队员人心惶惶，他们考虑的不是好好训练、踢球， 而是要学会拍马屁，求得生存。

西谚说：“性格决定命运。”我们可以根据朱骏的个性特质分析他的未来。个人认为：朱骏在足球场上失败的几率特大，在网游领域将遭遇很大的坎坷，朱骏要真正走向成熟还需要历练。

先看看足球，足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娱乐项目，孔雀特质的人经营娱乐类产品原本有着很大的优势，但朱骏把自己的个性用错了地方，他的孔雀特性反而成了最大的障碍。朱骏说他中学时就把哲学学得很好，但此时他可能忘记了哲学中的辩证法。

朱骏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切从定律出发”，但他的孔雀属性却让自己在任何场合都成为众人瞩目 的焦点——朱骏想做焦点，但球队的核心应该是谁？球队的焦点只能是主教练，这是一个定律。朱骏如此解释与足球的关系：“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享受足球的过 程，要么是自己去踢，要么是指挥自己的球队去踢。”问题就在于，作为掌控申花的董事长，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去踢或指挥自己的球队去踢。

朱骏在足球上的失败还由于他高度的自信，这种自信心在经营九城的低谷时期曾经是他最为宝贵的 能力，但此时却难免成为他的障碍。朱骏在总结他的成功经验时说：“这么多年下来，越来越体会到其实足球和商业一样，你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能做好。”他 忘记了，没有信心固然万万不能，但信心不是万能的，俱乐部的制度构架、人事任命和规范建设方面等等，很多方面都会影响到球队的成绩与经营。高度的自信心使 他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从而丧失了进步的机会。

再谈谈游戏， 高掌控、低精确、感性决策、高自信等特质，都属于开拓性的个性特征。一般而言，高度的自信心使人在面向未知或面对困难时有足够的勇气，高掌握与低精确的组 合使人极具冒险精神，还没细想就拿出魄力冲出去行动了，感性决策的人在机会面前绝不优柔寡断，综合起来，上述个性对于开拓事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能力。

朱骏经营九城的过程中，这种风格是很明显的，朱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豪赌——2001年，以 当时全部身家的30万美元赌《传奇》；2002年，他以200万美元赌《奇迹》；2003年，他以1300万美元赌《魔兽世界》的国内代理权；2007 年，用3500万美元赌《地狱之门：伦敦》。几次赌博都几乎掏空了朱骏当时的腰包，前几次的成功使朱骏的自信心更加爆棚：“有人问我以后要干什么，我说做 分析师，我对企业分析得很准。哪一天，我不做九城了，就做分析师，当足球老板。”

朱骏的过去走得太顺，太多的顺境并不能帮助一个人成熟。从朱骏的个性来分析，只有 解决了以下问题，他才算真正成熟并成为一代杰出的企业家——第一，真正懂得了聚焦在一两个关键目标之上时（如王石在万科的减法）；第二，克服过度自信与感 性决策的困扰，过去是公司的创业期，感性决策是有益的，今后是公司的守成和稳步发展期，过于感性必然是一道坎，如果游戏市场出现变化，朱骏的坎很有可能就在这里；第三，低精确的特质使朱骏的管理容易随意化，他必须对内部管理与产品品质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应用真正与之相适应的人才。

对《地狱之门》的豪赌，将把九城引领到地狱还是天堂？眼下谁也说不清。但在朱骏看来，这绝对 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按照他的人生哲学，假如说一个人做成功一件事情用正数表示(比如1)，做失败一件事情用负数表示(比如-1)，那么这个人的人生 价值不是0，而是两者的绝对值2。这种人生哲学，导致了他一直能保持高度的自信，这当然是件好事，问题在于，他会一直这么幸运吗？

（作者为720度理才应用研究会首席研究员）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黄志猛)

　　在吉隆坡，之前称为丽晶酒店（Regent）的酒店已悄悄换上新装潢，并标上吉隆坡千禧大酒店（Grand Millennium KL）的新名称。这是郭令明计划的一部分。它不是新的房地产收购案，而是自家酒店拿回来“自己做”。

　　“我们已拥有这家酒店18年，但之前却交给他人管理。现在自己经营，以千禧大酒店打响在全球的第一炮；服务殷勤和经验丰富的职员，是我们的杀手锏。”郭令明说道。

　　郭令明透露，他正积极研究马来西亚的酒店业，不排除通过合并的机会，壮大声势。“合并是发展较快速的方式。但是，价格是否合理也很重要。”

　　除了合并，郭令明还以收购地皮作为发展酒店的策略。“我们会买地，自己建酒店，并在酒店附近进行产业发展，这是‘一石二鸟’的方法，亦是许多私募基金采用的法则。”

　 　这个法则，让郭令明的酒店事业盈利丰厚并能永续发展，由此奠定自己酒店大亨的地位。他刚和韩国公司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发展城镇计划。此外，该酒店集 团也将在吉隆坡千禧大酒店旁，发展名为“千禧住宅”（Millennium Residence）的公寓，预计12月动工。

　　“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业正开始发光，许多富有生活品味的公寓正开始冒起，提供了好的投资机会。但人才短缺，正是各行各业面对的问题，如何吸引最佳人才，才是最大的挑战。”郭令明说。

与马国航空业明星一拍即合

　　识英雄重英雄，郭令明与东尼费南德斯，一个是享誉狮城的房地产与酒店业富豪，一个则是声势如日中天的航空业耀眼明星，两人在新加坡喜相逢。

　 　郭令明非常欣赏东尼，认为他是马来西亚才华洋溢的企业家。初次相逢的东尼对郭令明说：“你在酒店业如此成功，要不要尝试参与我的廉价酒店，合作看看？” 郭令明心想：好啊，不妨试试。就这样开始了合作计划。 两人一拍即合达成协议。东尼费南德斯、郭令明的公司与迪拜政府，分别拥有20％、40％及40％的股权。

　　郭令明已看到“廉价市场”的投资价值，正计划在新加坡设立一流的廉价酒店，提供好的服务。

　　对郭令明而言，要在事业上成功的首要因素，就是要像恋爱一样爱上工作，并以满腔热诚奋勇追梦。

　　“爱上他！要有热忱！立下目标再努力前进，当然，你也要作好无法达致目标所带来的失望，可是依然要勇于做梦，热爱工作！”

　　然而，理性的他却不推崇恋爱时的那种感性，认为工作时需要理智，实际才最重要。郭令明出拳谨慎，常不动声色暗中行动，却打出耀眼的一击，让对手无法招架。他时时迎战危机、衡量风险的作风，也让他渡过亚洲金融风暴。

　　“如果太容易赚取的盈利，一定有问题；97年股市蓬勃，股价很高，我却在高价时脱售股票，别人笑我傻；但是股价那么高，没人担保没问题。”

　　事实证明郭令明是对的。他预计到潜藏的问题，及时脱手让他幸免于这一波风暴。

　　“做生意，不能太感性。一切要实际，要计算回酬，认真研究再出手。风险太大别尝试，也要做出最坏的打算和后备计划，让自己有后路可退，决不能意气用事。”

　　郭令明也不断向“难度”挑战，认为容易的事情，别人都能办到，所以就不容易成功；但难度较高的东西，却能让人突围而出。

　　“其实，没什么东西是困难的，只要有经验，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拿打网球来说，你可能懂了很多知识，球来时却想要以什么角度迎战，但想的时候球可能已不在球拍上。但有经验就不同，球一来，你能马上反应，把球拍一挥，击败对手。”

　　郭令明用独到的眼光、谨慎的盘算、深入的研究，成为经验丰富、仍不断求进步的商场拳击手。

虎父无犬子

　　有人评论，郭令明之所以成功，很大原因是父亲郭芳枫已奠下根基，让他能无忌风雨地向上攀登。郭令明在父亲的严格调教下，学好各套经商拳法。

　 　“父亲是教我吃苦的导师。他要我做一件事，从不告诉我原因，只叫我跟着他的指示做。当时，真的觉得他很无理！他可以摇个电话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说完 马上挂断。10分钟后再拨回来，问我进行得如何，如果我说：我正在忙别的，他就会说：我叫你做的事情，当然比较重要！”

　　父亲的“专制”，让郭令明害怕，曾经离家出走到槟城，就为逃避父亲。但郭芳枫派人找到了他，又把他带回自己的训练基地，好好培训接班人。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对的。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跟着他去做，让我有了今天。”

　 　郭芳枫在1994年过世，长子郭令明成为新加坡郭氏家族第二代掌门人。郭令明将父亲的企业精神延续下去。除了房地产外，丰隆集团还以酒店业当筹码，透过 千禧国敦酒店（Millennium & Copthorne Hotels）开始酒店业的长征路，也掀开丰隆集团的新篇章。

　　　　　（转载自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经济周刊》）

　　后劲：河源清远出现跨越式发展
　　
　　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对往年修正的各地市GDP数据， 《2007年广东省区域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下简称《报告》)分析指出，珠三角地区综合发展后劲在总体上依然强于周边地区，在珠三角八个中心城市中，长 期发展后劲只有珠海、惠州与江门因地处边缘而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2006年当年后劲增加这三个市都高于全省。

　　周边地区，包括肇庆在内的14个地市，长期发展后劲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让人欣慰的是，2006年除梅州外，其它地市的后劲增加都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表明周边地区追赶的步伐在发生质的改变。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在周边地区，随着珠三角地区产业的有序转移，以河源与清远为代表的近邻地区经济开始出 现跨越式发展，并且影响到韶关、肇庆、云浮与汕尾等地的后劲明显变化。
　　
　　布局：广东可划五大经济圈
　　
　 　《报告》指出，“在广州与深圳辐射带动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将全省简单划分为沿海经济带与山区经济带是欠科学的。”《报告》认为，广东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 经济圈：一是港深莞经济圈，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到惠州，中心城市为香港；二是广佛经济圈，范围可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以广州为中心；三是粤东经济 圈，可将汕头作为中心城市培育；四是粤西经济圈，湛江是未来的中心城市；五是粤北经济圈，可以韶关为中心城市。

　　《报告》认为，五大经济圈划分后，可加快深圳盐田港、广州南沙港、粤西湛江港、粤东汕头港与粤北韶关铁路枢纽的建设，力争将广佛、深圳、韶关、 汕头、湛江这五大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全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同时，“广东可考虑建立以经济圈为主体的政绩考核制度，经济圈内部侧重考核和谐社会管理， 并且允许在现有的户籍制度基础上实现同一经济圈内部的人口自由流动，确保在经济圈内享有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与服务。”
　　
　　广佛合作或造出珠三角“上海”
　　
　　“在五大经济圈中，广佛经济圈是最为关键的，广佛经济合作决定着广东的前途命运。”《报告》建议，积极推进广佛合作与一体化，通过再造珠三角的“上海”引领全省发展。

　　据悉，有研究还表明，广州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有着明显的优势，佛山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有着巨大的潜力，“因此，通过 广佛经济合作，有可能实现两地的优势互补与双赢，更重要的是，广佛合作与一体化有可能再造一个上海，现在的广州市区将成为真正的大中央商务区，与佛山相邻 的广州郊区则成为住宅与公寓集聚区，现在的佛山将成为制造业基地，更远的风景优美地区将成为两地1500万常住人口休闲度假与别墅用地，佛山现在分散的组 团式城区将围绕广州重新布局，一个功能完整布局科学的特大型中心城市将在岭南大地崛起。”
　　
　　大力发展民企拉动落后地区
　　
　 　就珠三角周边地区落后面貌如何改变的问题，《报告》在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后认为，要大力发展当地的民营企业。“我们建议，全省能否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化 运作，在东翼的汕头、西翼的湛江、北部的韶关等地建立大型区域小商品市场，力争用五年时间形成商品年成交额500亿元的规模，我们相信，这对于周边地区的 民营企业发展将是极大的推动。”

　　《报告》指出，降低周边地区物流成本的最好选择是建立由珠三角通向周边地区的”蓝色通道”。“蓝色通道是指为周边地区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低成 本物流通路，是通过政府补贴形式实现的廉价的高速公路服务，目的是支持那些产品出口海外的企业进入周边地区，特别是北部山区创业，从而有效拉动周边地区的 经济发展。”
　　
　　■广东五大经济圈　　
　　
　　港深莞经济圈，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到惠州，中心城市为香港。

　　广佛经济圈，范围可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以广州为中心。

　　粤东经济圈，可将汕头作为中心城市培育。

　　粤西经济圈，湛江是未来的中心城市。

　　粤北经济圈，可以韶关为中心城市。　　
　　
　　■相关新闻　　
　　
　　“南方竞争力高峰论坛”今日举行

　　《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珠三角竞争力报告》同时发布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协办的“南方竞争力高峰论坛”今天在广州举行。省社科院编制的《2007年度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和南方日报推出的《珠三角竞争力报告》将在论坛同时发布。

　　由省社科院丁力教授执笔的《2007年度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指出，在全国来说，广东经济总量领先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排头兵地位更加稳 固。综合竞争力和长期发展后劲均超过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名列沿海各省第一。但生产性服务落后、中心城市的分工与定位不清、传统的外源型经济发展优势逐 渐淡化等问题仍制约着广东发展后劲。展望未来，广佛经济合作决定着广东的前途命运。

　　由南方日报推出的116版大型特刊《提升——珠三角竞争力2007年度报告》，以具体入微的角度，用新闻报道的形式，从行政效能、经济实力、社 会建设、民生福利等四个层面全面记录珠三角九座城市2007年的发展路程，披露最新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展现最真实的瓶颈与挑战。

　　出席本次论坛的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管委会主任、南方日报社社长杨兴锋，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董事长徐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佛山创意产业园董事长邱代伦等。

　　论坛拟就广东区域发展的重点问题和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展开高端对话，为广东及全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嘉宾们将围绕 如何看待全国经济过热的发展态势、在防止经济过热与通胀的前提下广东如何又好又快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广东应当怎样行动、明年广东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如 何、股票市场能否给百姓带来财产性收益，前景如何、如何解决贫困化增长，让百姓更多分享发展成果等话题展开高峰对话。

　　辛格总理是在上月29日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卡迈勒·纳特撰写的一本书的首发式上，发出上述呼吁的。他说：“我想，我引述这一演讲稿的目的是想说，我们所有人，政治家、商人、工会及其他所有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都肩负着一种责任。”

　　日前他还在《印度快报》撰文说：印度的体制不珍惜时间，这个毛病让他很担心。辛格在文章中回顾说：我最好的老师尼古拉斯·卡尔多勋爵50年前在 访问中国后得出的结论是：从学术上讲，不能说哪一种制度一定比另一种制度好 …… 好与不好取决于国家主要决策者的心态，也就是取决于政治家、企业家和媒体巨头的心态。

　　辛格说：“我们要树立一种新的心态。大约10天前，我在新加坡有幸见到我仰慕已久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我对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很敬仰。我认为，自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国形成的领导层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辛格总理在文章中写道：我引述这一演讲稿的目的是想说，我们所有人，政治家、企业家、工会及其他所有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都肩负着一种责任。我们作出的和尚未作出的决定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令西方媒体感兴趣的是，中印两国的精英们都认为，快速经济增长的持续对于避免社会巨变和动荡的威胁至关重要。因而，两国要彼此学习的各自的发展 经验 ，加强在金融和财经领域的合作。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就此发表文章说，印度和中国在如何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陶志彭)

　　 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

　　——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2007年11月19日)

　　尊敬的李光耀资政，尊敬的施春风校长，同学们、老师们，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同各界知名人士和师生代表见面，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向新加坡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作为历史悠久、国际一流的高等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秉持“致力激发创意精神，教育学生并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宗旨，培育了大批思想活跃、学 识渊博的杰出人才。你们坚持“无墙文化”，提倡自由思想和人才交流，在百年校庆之际提出“思想任驰骋，生活显姿彩”的口号，彰显了开拓创新、造福社会的理 念。我相信，按照贵校的宗旨和理念，依托优秀的师资队伍、雄厚的科研实力、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国大一定能够为国家和本地区以至全球提供更多的高质量教育 成果。

　　这是我第四次踏上新加坡的国土。虽然每次逗留时间不长，但贵国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令我印象深刻。独立40多年后，新加坡发展成为全球最大集装箱港 和航空枢纽，第三大商品交易中心和炼油中心，第五大外汇交易中心和亚洲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建成经济发达、秩序井然、廉洁高效、环境优美的国家。新加坡的发 展成就源于贵国最珍贵的资产，这就是李光耀资政所说的“人民的信任、勤劳、节俭和好学”，也得益于资政先生倡导的新加坡生存之道——“必须比其他国家更有 条理、更有效率和更具有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家虽小，兼容乃大”，新加坡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其他国 家的先进经验，其发展成就和影响力备受世人瞩目。

　　女士们，先生们：

　　对外开放不仅是新加坡发展的成功之路。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中国有着 对外开放的光辉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汉朝就开始与西域交往，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在7至8世纪中国唐代的鼎盛时期，更是对外交往频繁。15世 纪中国明代初期，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带去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表明那时中国有着相当强大的航海能力和综合国力。从时间上来 说，比哥伦布、达·伽马远航早了近一个世纪。但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固步自封，限制乃至放弃海上活动，采取了“片舨不得出海”的政策，从而 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

　　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是中国清代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那个时期，中国的工业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诸国先后 开始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后来居上。而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一历史性大变革却茫然无知，仍沉迷于盲目自大之中，视西方科学 技术为“奇技淫巧”。“康乾盛世”之后的100多年，中国的发展大大落后了，国际地位急剧衰落，沦为半殖民地，备受外强欺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蓬勃发展 和新科技革命浪潮兴起的时代，中国搞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错失了又一次发展良机。值得欣慰的是，从70年代末开始，我们纠正了过去的错误，选择 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改革开放使我们抓住了新的历史机遇，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 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近3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6亿美元，2006年达到1.76万亿美 元，增长了84倍，跃居世界第三位。1978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2006年末已突破1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教育、文化、科技等各方 面对外交流也日益增多。中国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 和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近30年的发展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根本 目的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致力于解决国内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问题，同时必须坚持实行对外开 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长期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使十几亿人民得到了实惠。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对国家有利，人民赞成，就变不了。如果变了，就会贻误 国家的发展，丧失人心。这是中国对外开放长期性的根本基础。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因此，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而不是权宜之计。实行 这种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方法，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不同，但作为基本方针政策，是不会变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说，开放政策本世纪不变，下世纪前50年不 变，50年以后，中国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将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更不可能改变。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我们不仅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我们既有经济领域的开放，又有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中国的开 放首先从经济特区开始，在试验成功后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再扩大到内地，形成由点到线到片到面的全面开放格局。开放和兼容，两者是相互联系 的。只有开放，先进的和有用的东西才能进得来；只有兼容，尊重不同文明，取长补短，才能使自己不断充实和强大起来。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 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互利的。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所当然要向世界开放，与其他国家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与 世界经济相互交融。我们坚持同各国开展平等互利合作，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 和管理经验，可以提高生产发展水平；外国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和市场。只有双赢互利的开放才能持久，才能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并充分肯定了近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在更高水平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着力解决目前形势下对外开放遇到的新问题。我们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我们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善外贸结构，努力缓解贸易不平衡矛盾。我们坚持利用外资的基本政策，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 利用外资水平。我们将继续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逐步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我们高度重视产品质量 和食品安全，对国内外消费者负责，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加强产品检验执法监督。我们对保护知识产权的态度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 作，并愿意继续深化与各国的知识产权合作。我们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世界各国一 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已经建立并将继续完善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使在华投资有法可依，其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女士们，先生们：

　　开放兼容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就，开放兼容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中国与新加坡相互开放兼容使中新两国的合作突飞猛进。去年中新双边贸易额达到 408.5亿美元，是1990年两国建交时的15倍，两国互访人员超过180万，是建交时的19倍。苏州工业园区不仅成为中新合作的亮点，也成为中国工业 园区中的亮点。现在两国正在探索共建生态城市，这是中新两国与时俱进、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有益尝试。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先生就赞扬新加坡的社会秩序 好，我们应该借鉴你们的经验。十几年来，到新加坡培训的中国官员超过9000人。中国与新加坡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借鉴，密切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最近， 在李光耀资政的倡议和带动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了“通商中国”组织，搭建了促进中新两国文化和工商界交流的新平台。我们希望，“通商中国”为中新关系 发展开创新的天地。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中新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目前，中国正在深入贯彻落实

　　11月27日6点半，在谷歌资讯中搜索周正龙，会得出结果3397个；搜索刘德华，会得出结果2885个。也就是说，在近一段时间，这位陕西农民的风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盖过了人气天王刘德华。而起因则是他宣称发现了华南虎，但众多网民认为他说假话。

　　如果真有华南虎，不可谓不是一个重大发现；如果没有华南虎，周正龙等于忽悠了一把全世界。但问题是，这件事真的值得全民如此关注、媒体如此疯狂报道吗？退一万步讲，就算周正龙说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呢？

　　研究华南虎的专家黄恭情说：“对于华南虎来说，只要种群数量在100只以下，基本上就没有繁衍的可能，这个种群灭绝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即使周正龙发现的是真老虎，除非这只老虎变成“老虎精”，否则谁也改变不了华南虎已经功能性灭绝的事实。作出这样的判断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的科学知识，毕竟华南虎从人们的视线中已经消失了20多年，而在周正龙发现老虎的地方，只有一片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么大的地方连让一只老虎溜溜弯的空间都不够（专家称：“成年华南虎一天要走一二百公里”。在那么小的地方华南虎只能成天兜圈，想不被周正龙发现都难），遑论繁衍生存！

　　而如果周正龙造假，当地根本没有华南虎，那也只是周正龙个人的诚信问题。我们甚至不能责怪当地政府和陕西省林业厅，因为到那时，他们会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如果把周正龙以涉嫌诈骗移送法办，他们也就干了他们应该干的事，我们还能追究他们什么责任呢？

　　显然，不管周正龙说的是真是假，整件事情其实只是周正龙的个人诚信问题，而华南虎不过是个道具，这场闹剧不管如何收场，华南虎还是“死路一条”，即便建再大的保护区，也休想让它在野外再次兴旺发达。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问题就出现了，一个陕西农民的个人诚信问题怎么就成了全民事件呢？那么多人为一件不可能有结果的事情争来争去，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了？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得不审视当前中国的媒体文化。因为在资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在很多时候都是受媒体诱导的，是盲从的，有时甚至是被强迫的。以此次华南虎事件为例，从互联网到电视、再到纸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即便你是一个对华南虎完全不感兴趣的人，也要被迫去看、去听、去关注，根本由不得你选择。

　　而当媒体出现一种反智倾向，专门迎合低俗需求、猎奇心理时，公众的注意力自然就会被诱导到华南虎这类无意义的事件中去。近年来，芙蓉姐姐、流氓燕、宋祖德、张钰、国学辣妹等人的大红大紫，垃圾文化在媒体上的长盛不衰，都是这种反智倾向的体现。

　　在互联网时代，受众群体的大众化和信息发布源的大众化，在客观上带来了阅读习惯低俗化的效果，低层次需求对媒体重心产生了巨大的向下牵引力。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作为通过思辨引领公众舆论的媒体，本来是对抗这股向下牵引力的重要力量，可如今的许多媒体已经放弃了基本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判断，主动向低俗文化投降了。

　　媒体一旦停止思考，是社会的大不幸。这样的媒体习惯于去论坛发掘最热的帖文，如某论坛一个炫富的所谓的“有史以来最牛的超强帖子”；最热的博客，如某博客网描写性乱关系的木子美的博客；最热的人，如在网上大秀S、超级自恋的芙蓉姐姐等等，然后不管它们是否有任何社会价值，就进行报道，把它炒红。由于这些人或事在一个局部，已经被证明是受某个群体关注的，因此这样的报道往往很容易成功，编辑、记者也非常省事，只要上上网就行了。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的同时，也放弃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和替公众辨别是非的基本责任，它们不是在启民智，而是用麻醉剂愚民。更要命的是，一旦有几家媒体这样做了，就会对其它媒体造压力，面临如果不做，就会在受众面前败给竞争对手的局面。因此，迎合低俗就像传染病一样，在媒体圈扩散。不管你是否愿意，只要一件事被炒热，就得被迫跟进，否则就要被淘汰出局。

　　媒体停止思考的后果，不仅会造成媒体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会助长全民的庸俗化、弱智化，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全民的素质。

　　因此，笔者斗胆建议，将华南虎真假的官司交给司法机关处理，媒体停止在这件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意义的事情上扯淡，用宝贵的版面多去关心一下“七台河矿难责任人为何两年仍未受处理”、“非法圈地为何屡禁不止”这些对公众更有实际意义的事情，担当起“开风气，牗民智”的社会责任，别继续甘当全民庸俗化、弱智化的迷幻药。

“张国焘”这个名字，有人可能很熟悉，有人可能很陌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过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更有着令人唏嘘的凄凉晚景。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跑到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又说了些什么？一切都要从1938 年张国焘背叛中共说起……

在快被打到趴在地上的一刻，陈水扁却在“2008大选”和“台湾入联”两座峡谷中等到了“热带气旋”。红衫军留在凯达格兰大道上的最后一幕是摆成“屁”字的风中残烛；睽别近3年的“党主席办公室”也因游锡堃请辞，现在正于北平东路上等着他。一切彷佛是在倒着演。

陈水扁“跛鸭总统”没当成，今天起还可能如虎添翼。原本让陈水扁相当头痛的吕秀莲、游锡堃，眼前都在为自己的特别费风波大伤脑筋，在无暇他顾下，谢、苏这回躲过风暴后，从今年初起党内地区领导人初选所引发的吕游苏谢方城之战，战场终于正式拆台，一组忙特别费官司，一组忙选举。忙选举的一组则叫“扁长昌配三人组”。

时也、命也、运也，陈水扁毅力惊人、胆识过人尚不足惧，局势总可以在他股掌间，由落而起，从无到有，从谷底又窜至颠峰，释出的权力像绑了线的风筝，时候到了又全都回到手上；绊倒他的麻绳一阵折腾，竟也可以转而纠缠到其它人脚上，这种政坛异象，早就脱离政治学的常轨，可谓独树一格。

行政权在任命张俊雄之后，“行政院”就是扁意志的延伸；在陈水扁主导“台湾入联”议题下，“长昌配”还得向陈水扁借舞台才有办法在数十万支持者面前多讲两句；假设接下来陈水扁确定将重掌党主席兵符，则“府”“院”党全又再度统揽于其下。这类型的“即将卸任总统”确实相当罕见。

政治人物一人分饰多角算不上出众，陈水扁过人之处就是能把所有职务都变成“陈水扁”。从两岸、“外交”、政务、党务、选务，在即将交卸政权前夕，全都可能进一步“陈水扁化”，“扁式风格”这阵狂风，显然还要再吹上一阵。

　　今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重庆市和成都市成为“新特区”，准许两市在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改革过程中率先进行探索，之后将它们积累的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

　　实际上，成都市早在三年前就开始探索如何将周围区县的农村人口有计划地转为城市人口，逐步消除城乡差距。通过在成都郊区推广“农家乐”，让城里人周末到农村消费，使得近郊农民很快致富。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中美日前成立一家合资公司，投资12亿人民币（2亿4000万新元），在桂花镇建设一个乐龄人士休闲养老中心，该中心占地4000亩，建设面积8万平方米，可容纳老人2000人，解决剩余劳动力500人。

　　上周，桂花镇与合资公司联姻，组建成都山水怡养投资管理公司。镇上1104位农民通过将承包地转给合作社、以宅基地折价入股等方式，集体变成了公司的股东。据了解，这也是在成都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率先探索集体土地资本化，第一个“吃螃蟹”的区（市）县。

　　桂花镇所在的彭州市在成都这次的土地改革中率先探索土地资本化，推进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思路，让农民将承包经营权换成社会保险，宅基地使用权换住房，集体建设用地换集体经济。

　　彭州市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是：融入成都，建设现代新兴中等城市，争取在2017年，工业化程度达到80%，土地规模经营率达到70%，30万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

　　彭州市城乡一体化的做法是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引进培育强势龙头企业实施土地“整村整镇”流转。这次引进中美合资公司就是迈出的第一步。

　　具体做法是， 村民进入公司就业，获得工资和入股项目的分红；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并配套各项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

　不久，桂花镇1104名农民就会成为新成立合资公司的股东，放下锄头，成为工人。年底，每个人每亩地将获得700斤大米的保底收入，同时还可以按照入股比例分红。

　　成都山水怡养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尹晓畅在受访时说，整个项目将采取拆院并院的方式，在项目所在地建起一幢幢四层楼的楼房，供农民集中生活居住。这些小区的配套设施将一应俱全。

　　四川省社科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世庆教授，昨天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不论是彭州市还是成都市近郊其他区县的改革，其实都是搞活土地的一种尝试，前提是没有改变土地的性质，农村土地仍旧属于集体。

　　她说：“其实，中国东部省份如浙江早就进行了类似的土地改革，但是由于成都是‘新特区'，因此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中国的土地改革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 张晓中（重庆特派员）

　　确实，中国政府看起来非常愤怒和严厉，甚至祭出了《反分裂法》，向全世界暗示了战争的可能性。局势看起来非常严峻。然而，在严厉言辞所表达的愤怒下面，却是动作的空洞化。因为在口水战显得空前激烈的时刻，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方面进行战争准备的任何迹象。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高亢的政治调门与低沉的军事准备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表明中国方面并没有把战争选项提上议事日程。

　　更有意味的是，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会谈时，要求美国采取措施压制“入联公投”。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行动，因为它打破了中国政府不欢迎美国干涉台海事务等中国内政的惯例。主动邀请美国介入台海事务，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决心采取一切政治手段，避免在近期内被迫就台海局势进行摊牌，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打一场过于早熟的台海战争。

　　中国采取“不打仗”立场，是冒着失去国内民意支持的风险的。这反映出台海两岸迥异的政治运作模式。在台湾方面，民进党玩的正是民意牌，试图用民意赢世界舆论的同情；大陆方面则采取高层路线，严格地将决策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内，对民间持续高涨的战争呼声实行“冷处理”。这样，中国政府虽然防止了外交决策被民意所“绑架”，但同时也导致了公众的不满和失望。很多人开始怀疑中国政府在统一国家方面缺乏信心和决心。

　　然而，很少有人去深究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希望避免一场国内战争，以至于宁愿在主权和民意上付出可观的代价？通过思考这个问题，可以窥视到一场早熟的台海战争可能产生的不合意后果，从而认识到：中国政府避免立即投入台海战争，有利于绕开战争的死胡同，从而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以求得更有利的解决方案，因此是完全明智的。

　　跟多数普通人的直线性思维不同，中国政府必须全面审视战争的后果。从理论上讲，只有那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战略目标的战争，才是值得打的战争。但至少在短期内，台海战争却并不是这样的战争。如果中国方面在近期内出于义愤而采取轻率的军事冒险路线，最乐观的结果是重开冷战格局，最悲观的结果则是大陆自身的分裂瓦解，使得中国大陆历时近60年的统一和发展成为不可追回的往事。

　　任何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中国领导人，都不会如此轻率地采取这样的军事冒险路线。

　　历史已经提供了惊人相似的事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公元383年前秦王苻坚在淝水上演的悲剧。基于这种相似性，我把台海战争可能引发的危机称为“苻坚危局”。所谓“苻坚危局”，就是一个表面上统一、繁荣而且强大的政治—社会体系，由于内部存在深刻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分裂，在一次失败战争的冲击下，将导致原有的政治—社会统一体全面崩溃瓦解。

　　现在，就让我们用苻坚的历史来照亮台海的未来。

　　最令人奇怪的是，苻坚是一个被通俗历史读本所曲解的历史人物，往往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成语紧紧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历史的全部。在历史文献中，苻坚的身世充满了传奇。据说他出生时，背上有“草付臣又土，王咸阳”的文字。他的祖父蒲洪因此而把家族姓氏改为“苻”。据史载，他“年七岁，聪敏好施，举止不逾规矩……性至孝，有器度，博学多才艺，年十一便有经略大志”，幼时就被时彦视为“有霸王之相”。19岁的苻坚从暴君苻生手中夺取政权后，立即表现出非凡的治国才能。他举贤才、课农桑、恤困穷、立学校，由是国富兵强、秦国大治，遂灭姚、凉、代、燕，在东晋灭亡100年后首次一统北方。

　　从传统的史籍来看，苻坚几乎是一位零缺点的政治领袖。这位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然而又接受过良好汉化教育的年轻领袖，可谓集雄才大略与宽厚仁爱于一身，睿智与宽仁流露于性情，而勿须矫饰装扮。他不事滥杀，宽厚地对待昔日的敌人，甚至重用归降和被俘的敌国统治集团成员。在他的身上，令人难以置信地融合了儒家之仁、法家之威和兵家之武。他所具有的智力和道德优势，明显地暗示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他没有输掉淝水之战，中国重新统一的时间不仅将提前整整200年，而且也许会使中国早熟地进入古典时代的繁盛时期。

　　当时，在长江南岸的建康城里执掌东晋大权的，是一个名叫司马昌期的青少年。据《资治通鉴》记载，此人“嗜酒，流连内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进见”，政治上固然孱弱无能，就连生个儿子也“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已出”，做人实在是失败得一塌糊涂。如果我们隐去他和苻坚的名字，只列出他们淝水战前所显示的德才事迹，让今世之人猜测两人的成败，那么苻坚无疑将获得一边性的胜利。

　　然而，历史却垂青了软弱无能的一方。

　　在中国历史上，淝水之战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的诸次南北战争中，唯一一次以北方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略决战。谢玄以其小而精的八万北府兵，通过区区两次战役，就击碎了庞大而混杂的八十万前秦大军，使贤明能干的苻坚成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逃亡败寇，柔弱无能的东晋朝廷也由此而得到36年的苟延残喘。

　　历史证明：昔日被苻坚宽厚对待的敌手远没有苻坚的雅量。于是，一度归降的慕容垂重新建立了后燕政权，而当年在割据政权的夹击下四处流窜的姚氏则从容窃据了长安地区，使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和战乱，中国统一的前景被推迟到整整两百年后。当历史如山崩般倾塌下来的时候，苻坚的个人命运在公元385年被锁定：他死于他曾经优容过的后秦王姚苌的刀下，时年47岁。

　　这一幕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然而，我们却看到众多的历史写作者为淝水之战的结果而欢呼。这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是超出历史本身的，历史正统主义之类的感性成份往往能够战胜历史的冷静和理性，使孩子气的好恶感压倒对历史人物人品才能的冷静审鉴。就这样，一代英杰苻坚就默默地消失在“草木皆兵”之类的儿童故事背后，甚至几乎被世人遗忘了。

　　悲观的思想者们认为：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反复重演而已。——也可以用更加乐观的语言来表述这个结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1600年前的苻坚就是今日可资台海决策参考的已覆之车。如果仔细比照淝水之战与台海战争，我们将很容易找到两者之间的重大相似之处，从而使台海之战避免重复“苻坚危机”的悲剧性结果。

　　先说出我的结论：如果想要避免“苻坚危局”，当前中国方面在台海博弈中的最佳现实解就是维持台海现状，而不是轻启战端，自陷困境。这正是中国政府正在为之而努力的方向。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由于台海博弈的复杂性，中国方面处于被动因应地位，很可能难以决定台海局势的走向，因此完全可能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刻被迫过早地采取军事手段，导致“苻坚危局”成为难以避免的结局。

　　现在就让我们来寻找“苻坚危局”下面的动力机制，以便及时发现台海战争中应该提防的类似因素。

　　“苻坚危局”的成因存在于“庙算”和“作战”两个层面。关于苻坚的“庙算”之失，其实早已经由苻融在淝水战前正确地指出：“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晋国无衅；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他接着指出了第四难：“……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太子独与弱卒留守京师，臣惧变生肘腋，不可悔也。”

　　很容易看出，第一难和第二难并不是淝水之战与台海战争的共性问题，因为在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中，战端将由南方挑起，北方奉民族大义而出师，且属于被迫应对的一方，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因此并不存在“天道不顺”和“敌方无衅”的问题。然而，大智大勇的苻融提出的第三难和第四难，即“民有畏敌之心”，以及内部利益分化，一己之私超越集体利益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行事动机，这却是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真实困境。

　　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民有畏敌之心”？

　　对于中国来说，台湾之敌并不足畏。真正的强劲敌手是美国。尽管美国在一切公开场合表示反对“台独”，但如果台海战事一起，美国绝不会因为“台独”是肇事方而置身事外。这是中国决策层非常明白的重要事实。对于美国干预的前景，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已经滋生出可观的恐惧情绪。甚至在军界，“对美避战论”也有一定的影响。有高级将领论述说：由于美军占尽技术和谋略上的优势，中国军队根本不具有与美军交战的条件，因此中国军队绝不应该与美军作战。

　　这位将领没有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美军进攻在先，中国军队是该还击还是屈从？不过，他还是思考了中国军队应该如何避免与美军交战。由于可能发生中美军事冲突的唯一现实地点显然是台海，因此他郑重宣示“军人有权选择战争”，并且誓言自己将拒绝一切形式的内战。这样，这位中国军界精英就在用畏敌情绪创造“苻坚危局”的同时，提供了一个避免“苻坚危局”的可能途径。

　　这位将官的观点只是整个中国社会大分裂的一个表征。目前中国的基本利益格局是：精英集团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垄断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草根阶层则被流放于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在利益和话语方面形成与精英集团的尖锐对峙之势。

　　精英集团与草根阶层的相互仇视已经将中国社会分割成两大阵营。在三十年来无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改革进程中，特别是在原国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中，精英集团依赖于其与权力的亲近关系，成为最大的利益赢家，导致中国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这正是如今草根阶层仇视精英集团（即仇富）、精英集团畏惧草根阶层（即惧贫）现象的历史根源。

　　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看，两大阵营中还有更为复杂的利益格局。由于三十年来中国意识形态的全面瓦解，整个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消灭了任何意义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几乎所有人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正如孟子所说：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孟子生动地勾画出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不幸的是，由于中国精英集团鼓吹的“产权不明导致个人缺乏积极性”，明白暗示着“除非是我个人的权益，否则我不会卖力维护”，以此为导向的改革进程其实已经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原子化，使富有者夙夜担心既得权益被侵犯，而穷贫者则为自己未得到的权益而愤愤不平。当国民眼中只有私利而无公义时，一个国家就被个人利益切割成碎片，难以再凝聚成集体的力量。

　　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改变既有利益格局的有效途径。因此，从总体上看，精英集团和草根阶层的人士对于战争有着不同的期望。一般地说，精英集团更趋向于按照“国际惯例”解决台湾问题，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或敌对行动；而草根阶层则更为好战，往往地要求政府对台湾甚至美国采取强硬行动。

　　基于上述情况，可以对台海战争的过程和后果进行一个简单的预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参加未来台海热博弈的势力将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两方。挑起战端的必然是“台独”势力愈演愈烈的台独行为，而中国必然在第一时间被迫作出军事反应。但如果战事对台湾不利（这几乎也是必然的），美国则必然加入战局。有人把美国反对台独与美国支持两岸统一混为一谈，但这并不正确。稍明事理者都会明白：美国反对台独的唯一理由，是升级的台独活动可能挑起台海战争，从而改变台海分裂的现状。台海分裂的现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大陆统一台湾的前景最不符合美国利益。这样，当出现大陆用武力统一台湾的状况时，美国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介入台海，挫败大陆方面武力统一台湾的企图。

　　美国的次优选择是重开冷战模式，通过围困和封锁，逐步削弱并最终制服中国。下面的分析将证明，这同样是一个可行的战略选择，最后仍然可能达到分化瓦解中国的战略目标。

　　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美国都绝对不会听任中国收复台湾，然后与一个因此而更加强大的中国友好交往，听凭这个既拥有先进技术又拥有低廉劳动力的新兴超级大国削弱自己的霸主地位。这是任何一个美国战略家都不会认真考虑的下下之策。

　　由于美国必然干预台海战争，这就为台海博弈的命运天平掷入了一个超重量级的砝码。因此，台海战端一起，中国就不仅要跟看起来很宽的台湾海峡和看起来很弱的台湾军队作战，而且还必须在比1950年代更加不利的情势下，应对强大的美国海空军和可怕的新“竹幕”。

　　先来看美国武力介入台海战争的情况。如果美国决定直接参战，那么主战场将不是台湾岛而是台湾海峡。最适合美国介入的时机是第一波中国军队已经登陆，而运送第二波进攻部队的舰队尚在海峡中航行的时候。这时“击其于半济”，同时打击中国沿海的机场，必然重创中国的兵力投送能力，并且置第一波登陆部队于后援断绝的绝境。

　　这种情况几乎又是淝水之战的重演。在淝水之战中，苻坚错误地把巨量的军队集中在一个方向上，而不是利用人力优势去分散和切割敌军，导致全军在前锋失败的情况下出现全局性雪崩。在台海战争中，由于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大批的后援部队必须在一个约定的时间，渡过面积相对较小的海面，前去扩大前锋部队夺取的滩头阵地，事实上也形成了大量部队和器材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状况，非常有利于拥有火力优势的敌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更为麻烦的是：即使是当美军航母战斗群前进到进攻位置后，中方军事决策者也很难下决心对美国舰队和关岛等美军基地发起战略上非常有利的先制性攻击。毕竟，先发制人的行动将使中国处于挑衅者的地位，使得美国有理由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因此，中美空海军争夺制空和制海权的战斗很可能发生在美国开始对中国渡海舰队发起打击之后。这时，战斗经验丰富的美军已经能够完成战斗部署，毫不留情地投入攻击行动，并在遇到反击之前已经有效摧毁了中国的一部分投射力量。

　　这样，中国方面很可能发现自己既无法赢得一场陌生的空海战，也无力挽救已经在台岛陷入困境的精锐两栖战集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台海战争的大局就基本确定。在取得台海战争的优势后，美国将会与盟友一道封锁中国，但不太可能对大陆进行全面的军事进攻。中美于是正式进入长期军事对峙的状态。

　　再来看看美国重启冷战机制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听任中国军队夺取台湾岛。但它将很快说服或者迫使其盟友，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对中国进行禁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在不与中国军队交火的情况下，使两国进入长期军事对峙状态。对于中国来说，与前一种情况相比，这种情况意味着较少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但数量上的差别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迫使中国必须应对一场新的中美大冷战。

　　随着台海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新竹幕的降临将促变中国的“苻坚危局”。由于战争的长期化，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将加快裂变过程。最直接的效应将直接体现在经济上。中国几乎将在一夜之间损失一半以上的GDP和更大比例的就业岗位，多数工厂被迫停工。股市崩盘使众多城市居民的生活陷于困顿，楼市萧条将银行的资产变成巨额的亏空，战前看起来巨大的社会资源成为账薄上的海市蜃楼。习惯于在国际市场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各级官员不得不试着习惯于战时经济的新思维方式，艰难地寻求使经济和社会保持运转的可行办法。

　　经济上的灾难催生着社会的新裂变。

　　一方面，在原来的改革开放中获得利益的精英集团成员本来就受益于对外交往和贸易，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阵营中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系，自然成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虽然他们可以利用与权力的紧密关系，免除物资匮乏的苦楚和子女入伍参战的危险，但毕竟无法忍受长期战争给自身利益带来的无尽损害，因此必然要求决策层迅速结束战争状态，重建中西贸易。一些军内的精英人士，甚至可能拿起“军人有权选择战争”的理论，要挟决策层作出“缓和”的决定。

　　另一方面，草根阶层则会在某种英雄主义或理想主义的激励下，希望扩大战争规模，彻底改变国家在战略上的被动态势，因而很可能不满于政府的谨慎行动，形成要求政府实施主动进攻战略的巨大压力。草根阶层作为兵源的主要供给者，尤其会对精英集团利用特权逃避战争义务的行为感到极其愤怒，难免产生“我们到底在为谁而战”的疑问，直接把仇恨的矛头指向精英集团，强烈要求政府扩大公民参与权，彻底摆脱精英集团的影响。

　　无疑，如果台海战争被长期化，最大的受害者将是执政党及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很可能走向民粹化，使草根阶层以其人数上的优势取得对政治的主导权。这个过程可能是不平静的，不能排除各种清算精英集团“原罪”的激烈行为。这样，中国社会的对抗趋势将激化，一些地方和民族势力很可能乘着中央政府力量削弱的时机，采取各种形式的地方/民族自决手段，甚至邀请与中国对立的外国势力介入，使得“苻坚危局”趋于完成。

　　“苻坚危局”的最后一个环节，也许是中国政治的拿破仑化。随着对外战争的进行和内部动荡的加剧，中央政府的权威将被严重削弱，一些军事强人可能应运而生。其中一些人能够凭借战功，赢得局部的支持，成为决定中国政局的决定性力量。但是，除非爆发与美国的全面战争，看来不太可能出现具有全局性声誉的军事强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政治版图的分裂态势。

　　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过程将在什么地方结束。但即使这个过程能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结束，中国也只可能重新实现汉文化圈的政治统一。至于诸如西藏、蒙古、新疆等民族地方，则可能在外国势力的保护下实现全面的“独立”。

　　只要中国进入“苻坚危局”，这样的结果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一路径和结局。

　　因此，中国要避免分裂的战乱的悲剧结局，唯一的出路就是避免进入“苻坚危局”。前面已经指出，有军内精英提供了一种避免“苻坚危局”的方案，就是拒绝对台海危机作出军事反应。然而，这种方案却不能避免社会动荡的结局，因为任何放任“台独”都等于是中国政府自我剥夺执政的合法性。

　　那么，如何才能够合理地避开“苻坚危局”？

　　答案只有一个：提升中国经济和军事的自持能力，加快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关于中国经济和军事的自持能力建设，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富有建设性的讨论，没有必要重复。我只想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已经到达了举世无双的程度，劳动力等资源配置基本围绕对外经济来配置，而内部经济结构则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这样的经济体系根本经受不住军事斗争的检验，一旦出现被“国际社会”封锁的情况，则必须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因此，如何迅速从对规模和速度的陶醉中清醒过来，着眼于建立一个健康可自持的发展模式，看来还是中国的决策者们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要赢得台海战争，民主政治建设更加至关重要。当前，中国社会分裂的主要根源，在于人数不多的精英阶层过度影响了政治决策过程，过分垄断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为自己攫取了过多的经济利益。郎咸平教授比较准确地把这种情况描绘为“官学商铁三角”。由于“官学商铁三角”的高度封闭性，地方政府的决策往往无视草根阶层的利益，全国的主流媒体则根本不传递草根阶层的声音，导致草根阶层存在强烈的政治挫折感，对政治日益冷漠或者备感愤怒，这就埋下了“苻坚危局”的祸根。

　　推进民主政治，打破精英集团的诸多特权（可笑的是，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居然声称“新社会阶层”对政治的参与权还不够，真不知他们要把被完全拒斥于政治过程的草根阶层视为何物），这是绕开“苻坚危局”的基本路径。只有让草根阶层能够充分影响各项政治决策，让草根阶层能够在主流媒体自由批评现实弊端，让草根阶层能够更多地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既存的社会裂痕才会具有收缩的可能，已经埋下的社会不满和愤怒才会具有消弥的前景。

　　当前，“官学商铁三角”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垄断，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不可容忍的程度。在精英集团高度垄断话语权的情况下，一些眼光短浅的精英们在主流媒体上肆无忌惮地散布维护本阶层利益的言论，使得“不能言而能怒”的草根阶层的不满和愤怒愈演愈烈。这种情况，只需要看看中国大陆网民对于茅于轼、厉以宁、任志强等人言论的激烈反应就可以得到确证。

　　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惹了众怒的精英和刊物是存在“失去饭碗”的危险的，这使得精英和媒体们不得不努力使自己的言论“在政治上正确”，尊重多数人的观点。强调“政治上正确”，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中国精英集团的成员们却可以在主流媒体上不负责任、不计后果地发表严重激怒民意的观点，大有引爆民意锅炉之势。我并不想分析精英们的智力和人品，但我敢说：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为自己及其利益集团埋下了致命的自杀性炸弹。

　　对于精英分子们危及社会稳定的言论，唯一的遏制手段就是让草根阶层的代言人有权在主流媒体批评精英人士，让草根阶层有权抵制那些“政治上不正确”的主流媒体。这不仅为草根阶层纾发愤懑提供了“安全阀”，而且也对不负责任的主流媒体出示了“生死牌”，迫使它们更加关注来自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观点。

　　通过分歧和争论而达到统一和包容，这正是言论自由之奥妙所在。“不争论”的传统只能在实际上加剧族群间的仇恨、分裂和对抗。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睿智而仁厚的中国领导人具有远比我等学人更加深邃全面的洞察力和更加明智有效的解决方案。当前，中国决策层最缺少的就是时间！在此轮台海危机中，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明智而冷静的对策，显然正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以便解决棘手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方面只要合理利用各种因素，防止台独在近期内采取极端主义冒险步骤，就能够赢得所需要的宝贵时间，抓紧解决好国内的诸多麻烦。只要能够控制和缩小社会分裂的趋势，让草根阶层充分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中来，就能让最多数的人真正感觉自己确实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就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共识和共同利益，以一种团结的姿态，从容而有效地应对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走出“苻坚危局”的历史循环。

它主要负责制定战区部队建设的规划计划，组织指挥战区内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实施联勤保障等，军区设有司令部、政治部、联勤部、装备部，分别领导所属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和装备工作。主要负责辖区内诸军兵种部队协同作战的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保障，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平时的军区指挥机构，就是战时战区指挥机构。既是连接总部和部队的重要的中间指挥层次，又是战区的最高领导机关。

人民解放军现设有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七个军区，下辖陆军集团军、兵种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具体划分情况如下：

沈阳军区：领导和指挥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三盟一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北京军区：领导和指挥河北、山西两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天津两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兰州军区：领导和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济南军区：领导和指挥山东、河南两省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南京军区：领导和指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和上海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广州军区：领导和指挥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五省(区)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成都军区：领导和指挥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省(区)和重庆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截至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的领导人分别为――

沈阳军区

司令员：常万全(中将)

政 委：黄献中(中将)

北京军区

司令员：房峰辉 (中将)

政 委：符廷贵(上将)

兰州军区

司令员：王国生(中将)

政 委：李长才(中将)

济南军区

司令员：范长龙(中将)

政 委：刘冬冬(上将)

南京军区

司令员：赵克石(中将)

政 委：陈国令(中将)

广州军区

司令员：章沁生(中将)

政 委：张 阳(中将)

成都军区

司令员：李世明(中将)

政 委：张海阳 (中将)

创造力并不复杂，只要你具有知识和信息，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就有可能随时发生。

你是否认为你的员工缺乏创造性思维？你的创造性思维又有多少？你的公司是否投入了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培养员工的创新能力？领导者怎样创新？

价格战的爆发源于产品同质化，而产品同质化的根源就在于众多企业雇佣的员工具有同样的知识和信息。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你能想象出十个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吗？

在我做过的25个国家1400多场同样的测验中，得到的最普遍的答案是飞翔、时光倒流、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等等。这些答案虽然正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因为这是知识，但这并不是想象力。

具有知识和信息量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知识和信息量的价值正在呈下降趋势。而相反，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价值正在上升。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价格战在各种行业中频繁打响，根源在于产品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归根结底，是因为企业在雇佣员工的时候，看中的是他们的知识和信息量，但别忘了，对手也看中的是具有信息量和知识的员工，有何区别？反映到市场竞争中，就只能以价格取胜。

1950年，美国空军做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测验，这个测验的目的就是要决定你适不适合成为一个美国的空勤人员。同样，在雇佣员工的时候，领导者也可以用这个测验去察看候选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你能用砖来做什么？”

战争较量的不是知识和信息，因为你能获得这些，别人也可以获得。真正较量的是战斗中灵活的创造力，企业也是如此。

创造力=人×(知识＋信息)

创造力，等于一个人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两个旧的事物。

几乎每个领导者都认为具有创造力非常重要，具有创造力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创造力？实际上，创造力并不复杂，一个人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两个旧的事物，就是创造。

你能想象一条船和一个降落伞结合起来能得到什么？答案是带降落伞的船。也许听起来很可笑，但实际上，这已?被发明并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了，目的就是为了节省船的耗油量。

有时看上去二者似乎的确不可能结合，但往往就是这样的看似不可行，才显现出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创造并不复杂也并不一定高深，创造就是以新的方式结合两个旧的事物。

我们常说要大胆创新，但实际往往受到习惯和群体意识的限制，别人做什么我们做什么，而且老是根据自己的习惯做事情。

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擅长用新的创意结合两个事物。尤其是在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创造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但我们却往往受制于习惯和群体意识的限制，别人做什么我们做什么，而且老是根据自己的习惯做事情，没有大胆的创新。

如果你看到空无一人的游泳池中，有一个人横冲直撞，随心所欲，完全不按照规划好的线路去游，你会觉得别扭吗？

想一想，为什么不可以打破习惯，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的游来游去？

你在何时何地得到最有创造力的想法？没有一个人的答案是在办公室。

你在何时何地得到最有创造力的想法？

最普遍的答案是在床上休息、卫生间、旅行。爱迪生每次有好想法的时候都是在他钓鱼的时候。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在办公室里。

领导者一面要求员工有创造力，要大胆创新，另一面却没有给员工足够的思考空间和时间。而更多企业甚至鼓励员工加班加点，让员工疲惫不堪，认为员工只要在企业中工作，通过时间的延长自然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实际上，这只会让员工的创造能力下降。

一个疲劳的人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产生灵机一动？

因此，培养员工创造力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包括企业要真正具有推广创造力的思维，鼓励员工创新，不要扼杀员工的新想法，第二就是给他们一个思想的时空。

只要你的企业你的员工比竞争对手多一点创造力，你还需要为如何提高竞争力而发愁吗？(作者系《灵感》作者，瑞典2006年年度演讲第一人)

延伸阅读：瑞典管理顾问Stefan Engeseth关于“提高企业创造力的10个建议”

1. 雇佣某方面的奇才：将能力类似的人放到一起的风险是，没有新玩意出来。

2. 建立新的交流平台：日本一公司在厕所放空白建议单，为员工的创造性思维找到落脚点。

3. 活水养大鱼：一个公司应该是开放的，不断接纳新人、新思想进来。

4. 把孩子带到班上：简易才是好生意。而孩子们恰恰可以帮助你发现简单的解决模式。

5. 请客户参与项目：企业忌讳的是不理会客户实际需求的闷头发明，这种发明是没有用的。

6. 街道智慧：与无业务关系甚至不相识的人进行一次会议，或许是获得灵感的好方法。

7. 混合不同部门人员参加会议：不同的声音充分交流，产生竞争气氛。

8. 变化会议安排：在客户环境中举办会议，看客户所看，可以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9. 制造不平衡：问题只出现那些稳定站立、静止不动的公司身上。

10. 使用简单的语言 ：辞藻有时是沟通的障°，有创意的理念也非来自辞藻

撰文：费得里克·阿恩

　　生命短暂的我们，面对无尽永恒星空时，感觉如此渺小无力，感觉更贴近真理的大道。

　　历史中，总有能夜观星象的奇士，看天象以预测天下大势。正史记载，但凡天下有大事发生，都会有相应的星象变化，而每个著名的人物，也都被安上个什么星下凡的神话。

　　网友三红介绍来一个有关东汉闲云野鹤派领袖高士严子陵的典故。他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如果按照现在对于最铁关系“同过窗、扛过枪、嫖过娼、分过赃”的描述来看，他和光武帝绝对是老铁。两人白天读书打屁聊天，夜来同榻而眠（不要想歪，历史上，光武帝没有断背记录）。

　　后来刘秀做了皇帝，知道严子陵贤能，要拉他来当官（拿天下来分赃？），结果三次都被回绝。后来光武帝总算把他请进宫中，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口若悬河、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两人谈到深夜，光武帝干脆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睡成个大字，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

　　第二天一早，钦天监就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光武倒是百无禁忌，笑道：“是朕与子陵昨夜同床而眠，他的腿搁到朕身上了。”

　　原来皇帝有星，大臣也是星。

　　曾经在白帝城的遗址上，看到过诸葛武候的观星亭，传说当年刘备屯兵白帝城时，诸葛亮在此夜观星象，运筹大势。

　　最夸张的是他连自己的死期都能从星星里头看出来，还想要用祈禳之法，使自己的星宿归位，来向上天再借十二年。结果冒失的魏延闯帐，大风把本命灯吹灭。结果诸葛亮恨死了魏延，自己死了，也不忘拖了他陪葬。

　　扯远了，话入正题。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星空下以诗寄情。

　　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仰望星空》，全文如下：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在中共十七大即将举行的关口，他的诗作自然充满了许多政治的解读。去逐字解读这个诗作，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误区。老实说，我对那些纯政治斗争角度的解读兴趣全无。

　　我只想从诗作的本身意象来看，其中的理想和浪漫主义的“看星空”情怀，是目前在金钱至上、功利、现实、务实、短视的中国，所缺乏已久的。

　　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在人民日报这样的宣传阵地上，展示出如此的人文哲学情怀，赋诗明志，才是我觉得庆幸的地方。

　　温家宝在诗序中引述了黑格尔的名言写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最近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因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姚国华教授的《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的长文而红遍中国。

　　姚国华教授文中曾经提到的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

　　虽然我觉得姚教授对他心目中的“大学”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有点偏重，但是对于善于走捷径的中国人在发展的顺序上的颠倒，及其可能造成的恶果，却是举手赞成的。

　　大国的崛起，首先应当是心灵的崛起。

　　可是近五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去仰望星空的眼光，不断地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乌云所隔断。从文革至今，风浪中的中国知识层逐渐“无可奈何花落去”，把自己的思考方向，从星空转向下，开始追求犬儒功利的乐趣。（我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在那样的体制下，做仗马之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之大，有无数的前车之鉴。）

　　人家老说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穷。泰勒斯估计也很烦这些苍蝇嗡嗡，有一年就干脆运用他的知识，预测那年雅典的橄榄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机，抬高价格，狠赚了一笔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想赚，是可以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

　　但中国的泰勒斯们无法继续望向天空，在预测橄榄丰收后，只能把眼光转向了预测“花生丰收”、“楼市涨落”、“股票潜力”，没法青史留名，那就先捞个盆满钵满罢。

　　从1949年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过度实践，一百八十度急转到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的彻底实用主义，中国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民族性，被彻底释放，有没有用处，能不能挣钱，已成为判断任何人、事、物应否存在的最高指导原则。

　　近年，一切向钱看的纯功利主义的代价，已经从环境的破坏、贫富的分化、官员的腐败等等方面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

　　中国温家宝总理的《仰望星空》，展现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对于彻底实用主义的反思，是对忙着榨橄榄油的中国知识思想界抬起头仰望星空的鼓励，是否也暗示着今后仰望星空的眼睛，不会再受到乌云的侵扰？

　　读着他的这首诗，有许多中国人会和他一起“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郑维（联合早报网）

　　消息人士说，中国将以四个方法选举十七大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一是扩大选举人的选择范围以利于好中选优，差额比例要超过十六大，估计为百分之十五至十七；二是扩大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环节的民主，增设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程序；三是对候选人初步人选以适当方式扩大公示内容和范围，让代表有更多发表意见和进行监督的空间；四是中央向其他参政党提前通报推荐提名候选人名单并听取意见。

　　消息人士又说，中国高层对十七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产生办法进行改革，是吸取十六大将一路“带病”提拔起来的陈良宇选入中央政治局的教训的成份。同时，十七大要选举一名新人进入中央高层，而这位新人将接受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选举方式的考验，这是十七大最有意义的一大看点。

　　报道又称，目前十七大中央委员的提名候选人名单已经过第一轮推荐提名产生，现正进行第二轮酝酿确定，名单在现任中央委员、中共高层、中共元老和政协常委以及军队军级以上范围内传递。